從實驗課堂奔向朝鮮戰場
1933年2月28日我出生在丹東市的鴨綠江邊,對岸就是朝鮮的新義州。1946年父親病故,1947年投奔沈陽的大姐家去讀書。
一、考上了東北實驗學校
1948年11月2日,沈陽解放。人民政府接管了國民黨政府留下的中山中學和五所青年中學,經過一段時間的思想教育后,進行了嚴格的考試,留下了400余名素質較好的學生,于1949年5月4日成立了東北實驗學校(1954年改稱遼寧省實驗中學)。我是第四青年中學的學生,以初中二年級第二名的成績被錄取。那時東北實驗學校是全東北最好的中學,直屬東北人民政府教育部管理,校長由教育部長車向忱兼任。 作為東北實驗學校第一屆學子的我們,如今已是銀發蒼蒼、年逾古稀的老者,但心底里的母校情懷依然像青年時那樣充滿激情,永遠回憶不完。同學間、師生間那種友愛互敬,宛如家人般的溫馨,至今還陶醉著我們那一代學子。 那時,學生們最喜歡的一件事是參加每周一早晨在學校操場進行的全校師生“朝會”,因為每次“朝會”我們都會見到一位慈眉善目的老人,而每次他都會給我們講一個永生銘記的生動故事。他就是時任東北人民政府教育部部長兼東北實驗學校校長的人民教育家——車向忱先生。他給我們講過東北抗聯在白山黑水中艱苦卓絕的抗日故事,講過他南下南京面對蔣介石的請愿經歷,講過五星紅旗誕生的經過,講過開國大典的盛況……聆聽車老的講話,那是一種享受,是一種讓你精神力量的升華。 車老讓我們知道了他如何從一個舊知識分子成長為一位共產主義者,讓我們知道了我們黨走過的艱難路程,讓我們知道了共和國的坎坷經歷。車老教育我們要聽黨的話,車老讓我們為建設新中國而努力學習。我們從心底熱愛我們親這個新生的共和國。 在車老和眾多老師的教誨下,我們長大了,懂得了我們與共產黨、與國家、與民族的關系,還有我們應承擔的責任、義務、使命和擔當!我們的人生理念和做人的真諦,就這樣逐步形成了。 1950年我們的共和國還不滿一歲,解放全中國的革命戰爭尚在進行中,作為最先獲得全境解放的東北,才剛剛步入百廢待興的經濟恢復之中。 1950年,我在東北實驗學校讀初三,正全力備考高中。人們的生活還相當艱苦,記得當時實驗學子由于營養不良,不少同學得了夜盲癥,但人們的精神都十分振奮,因為好日子來了,就在眼前。
二、我要去參戰
1950年6月25日,這是一個陰暗的星期天,朝鮮爆發了戰爭。我們這些不諳世事的孩子,還以為戰線距我們千里之外,不關我們的事?墒菓鹁值陌l展使我們逐漸清醒:美國第七艦隊開進臺灣海峽,他們干什么來了?8月27日,安東(今丹東)、集安、臨江等鴨綠江沿線城鎮遭受美機掃射,安東市當日傷亡22人。 9月15日美軍從仁川登陸,朝鮮戰局形勢急轉直下,很快戰火就燃燒到鴨綠江邊,美帝國主義者的狼子野心,讓我們看明白了:他們是想把年輕的新中國扼殺在搖籃中! 10月8日毛主席發出了“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偉大號召,并宣布派出中國人民志愿軍幫助朝鮮人民反擊侵略者。 當時東北軍區首長向東北人民政府教育部部長車向忱先生提出,為應對朝鮮戰場可能出現的生化和核武器,軍區要緊急培訓防化干部,組建防毒訓練隊,擬從遼寧省抽調100名青年學生參軍。車老提出全部由當年初中畢業生中選派,并決定首先由東北實驗學校選派40人,其余60人由遼陽、鞍山、大石橋、海城、蓋縣、瓦房店、營口等地選派,軍區首長同意了車老的安排。 實驗學校在當時的四個初中畢業班級中,發出了參軍參戰的動員號召,120多名十七八歲的的學生,都在認真默默地思考。 我也在思考,我們這代人是出生在上個世紀的30年代,那是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下的“滿洲國”,我們連自己是中國人都不知道,做了14年的“亡國奴”,日本鬼子惡狠狠的“八嘎”叫罵聲還回響在我們的耳際,難道我們還要再做美國人的“亡國奴”嗎?! 1945年“815”光復后,迎來的“蔣主席”,帶給普通百姓的卻是戰亂,是饑餓,是學生念不上書。 新中國的誕生才使我們看到了祖國的未來和民族的振興。兩年多來,我一直享受著一等人民助學金,才無憂無慮的讀完了初中。這可都是新中國給我的,新中國對我們是多么寶貴,人不能沒良心,要感恩新中國。 可是轉眼之間,大敵當前,國難當頭,中華民族處在危難之中。作為當代青年,我們能漠視這嚴酷的形勢嗎?! 不錯,參軍參戰是要付出代價的,作為個人需要獻出青春,獻出美好的前程 ,甚至獻出生命。 假如敵人的鐵蹄踏入了國門,試想:國破家何在?還談什么個人的前程?!蘇聯衛國戰爭時期的英雄人物——卓婭、馬特洛索夫這些為國捐軀的英雄們,似乎就站在了我們面前,成為了我們學習的光輝榜樣。 就這樣,我們初中三年級的絕大多數學生都主動自覺地寫了申請書,要求參加偉大的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戰斗行列。我和大多數同學一樣,也寫了申請書,我比他們還多一條理由:作為安東人,作為安東的青年人,我有保護家園的義務和責任。 我們青年人不上,不沖鋒在前,你讓誰上? 學校批準公布了40人的名單,我名列其中。
三、小郭,小郭
1950年11月29日,校長車向忱老先生,像父親送兒子上戰場一般,為我們40名學子,每個人都簽上了珍貴的 “X X X 同學抗美援朝 車向忱”的留言,并用學校的唯一一臺美國“道濟”大卡車,把我們送到了東北軍區防毒訓練隊。
 這是參軍后拍的第一張照片,前排中是我 第二天,實驗學校派專人來防毒訓練隊送來通知,告訴我:你已被東北實驗學校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團委批準為新民主主義青年團正式團員,無候補期,入團日期為1950年11月30日。我問批準幾個人?回答:就你自己。訓練隊的老同志風趣的對我說:“小鬼,你這是火線入團!” 到達東北軍區防毒訓練隊后,發下了冬用棉服,最小號的我穿上后都大很多,特別是袖子,挽了兩節還長。 隊列訓練開始后,每人發了一支美式1903年式步槍,7.62mm口徑,俗稱“美式小30”,當時我軍部隊也不用這種槍,因為它重量太沉。特別是在做提槍快速行進動作時,右手提槍,我提不動,槍托貼地。訓練隊首長看到后,找我談話:“你的身高、體重都不合格(我當時的身高1.55m,體重37kg),我們想讓你返回學校繼續讀書,這不是處分,等你真正長成大小伙子了,再來參軍,明白嗎?”當時我就哭了起來:“我是真想參軍的,我不走!”首長看我的樣子,就拍拍我的肩膀:“那好,不讓你走了,別哭了!別哭了!繼續參加訓練,回區隊去吧!” 經過五周的緊張隊列訓練后,我自覺我的體力有很大進步,基本上可以跟上戰友,我很高興。 全隊轉入防毒業務技術學習階段,開始講“毒氣及其種類”。突然接到軍區命令:“防毒訓練隊一二區隊調入新組建的坦克三師,到四平市報到;三區隊三個班,分別到坦克獨立一二三團報到! 1951年元月5日,我們一二區隊共 64人,調入新組建的坦克三師師屬化學連,我仍在四班任戰士。到四平后連部成員是 29軍86師一個炮兵連部人員組成,連長錢鶴林、指導員朱作人。
 這是1951年調入坦克三師化學連留影,右是我。 化學連主要任務是準備入朝參戰。我們連采取自我學習、自我提高的辦法,連里知道我是個在校學習成績優秀的學生,所以委派我做連里的小教員,負責講授防化知識。為此連長曾親自帶領我到沈陽搜集教材。 從沈陽回來后 ,不知何因,我得了瘧疾——東北人叫“發藥子”,南方人叫“打擺子” ,每隔一天發作一次,先是發冷,冷得打冷顫;接著發高燒,最高達41.50 C,直說胡話,我雖服用奎寧片,但毫不見效 。 一日我正發高燒,連長和連衛生員急得圍在我床前。我意識還清楚,只聽衛生員說:“小郭怕不行了!” 連長說:“那不行,怎么也得救活他,你還有什么招?”衛生員回答:“只有一招,注射奎寧,但危險性很大,我不敢用!”連長說:“出了問題我負責,總不能見死不救!”衛生員用一個很大的注射器,在我的靜脈注射一大管奎寧。 奇跡出現了,我好了,再沒發作。連長問我:“小郭,想吃什么?連里給你買!”我立刻回答:“想吃大海蟹!”兒時在安東經常吃,在四平根本看不到海蟹,我以為連長根本買不到。過兩天,不知連長從哪兒弄來的,真地給我送來了兩只大海蟹。
四、當上了測繪員
1952年化學連二排調入坦克六團,編入指揮連內。1952年7 月1日開赴朝鮮380線上的朔寧地區,接替坦克二團防務。進入朔寧的第三天,我和戰友鄭元培奉命到坦克六團司令部作戰股報到。 團副參謀長兼作戰股長王曉雄同志對我倆說:“調你倆來是要你倆做測繪員,我們和二團交接只有十天時間,你們倆要在一周時間里,向二團的測繪員學習識別地形圖和繪制作戰要圖。任務很艱巨,要認真虛心學習,不懂就問,一定要學好學會。將來按照你倆繪制的要圖打仗,如果出了問題那可是犯罪!” 二團的測繪員是位大學生,我心里自問:“人家是大學生,咱才是個初中生,能行嗎?”真地心里沒底,但軍人服從命令是天職,必須無條件服從。 二團測繪員教我們識別地形圖。當時我們使用的是日本人繪制的比例尺1 / 50000地形圖,每2cm2是一平方公里,用等高線表示地形高度,海平面高度為零,兩線之實差為5m。圓環形等高線就是山的最高點,即山頭。其他見圖例說明。等高線密集,說明地形陡;等高線距離大,說明地形疏緩等等。第二天教我們標圖,先要記住各種代字代號:部隊軍師團營分別為A、D、R 、B; 美軍代字為U,南朝鮮為V (偽的意思);紅色代表我方,藍色代表敵方等等。圖上的漢字一律使用仿宋體。 我們跟二團測繪員學習了有一周時間,就開始獨立工作了。戰友鄭元培由于工作不細心,經常把圖面弄贓,就調出作戰股到汽車連當文書。團里就剩下我一個測繪員。 從1952年7月開始,到1953年7月期間,有記錄的數字顯示,我繪制的作戰要圖有350余份,沒有出現任何錯誤。我十分細心,白天接受領導的各種安排,全在夜間繪制,往往工作到天亮。反復的檢查核對,沒有任何問題了,才交給領導。 1953年7月27日,簽訂停戰協定。1953年10月團里給我記三等功一次,頒發軍功章一枚。在機關里立功是很難的,我們作戰股就我一人立功。 1953年冬,坦指(志愿軍坦克兵在朝鮮的最高軍事指揮機關)調我到坦指作戰科參加志愿軍裝甲兵作戰總結,負責繪制作戰要圖,工作到年底。這兩個多月,我完成了整個總結的要圖繪制任務。這些要圖都保存在總參檔案館內。 我團于1954年5月24日回國。
 這是停戰后因公出差在沈陽拍的。
五、出生入死
回憶在朝鮮那些日子,也經歷過多次危險。 1952年秋,我跟劉樹旺團長、王曉雄參謀長去臨津江東115師前沿陣地偵察地形,這是我第一次到前沿陣地。 當年的戰友趙永俠在他的回憶文章中是這樣寫的—— 1952年9月15日任股長告訴我:趙參謀,你明天晚上隨靳副參謀長,去江西組織坦克三連參加戰斗。他還說:劉團長、王股長、任參謀、測繪員小郭和通信鞠參謀,他們都去江東,組織坦克一連和重型自行火炮連,配合步兵打老禿山。后來才聽說,王股長和測繪員郭忠保還到步兵前沿,觀察敵人陣地工事配置情況,標示清楚后才組織擔任直接瞄準的車炮長,實地勘察和明確打擊的目標。 我和王股長乘吉普車來到115師343團防區,開始步行。只見步兵老大哥在山坡挖圓形的深坑,我就問:“你們挖這些深坑做啥用?”老大哥回答:“小鬼,給你留一個要不要?”其余那些老兵都哄堂大笑。我一下子明白了,那是戰前在給將要犧牲的戰友挖“光榮坑”。我感到我的無知幼稚,心情十分沉重,頓時明白戰爭的殘酷性。 進入前沿陣地,我倆貓著腰進入交通壕,這里距敵陣地也就最多100M,只聽“日——”的細聲在上空響起。王股長大喊一聲:“進洞!”我立刻鉆進交通壕的貓耳洞。一顆空炸炮彈在我們的上空爆炸,其聲震耳欲聾,傘型面的彈片灑滿我們的陣地。按照王股長指示,我記下了敵方工事的坐標位置,這是我在朝鮮戰場最危險的一次敵前偵察活動。 1953年一天早飯后,我團突然遭遇敵機轟炸。司令部的工兵參謀陳義明同志離我也就5~6M遠,一塊約20cm長度的炸彈片斜向將他身體截成兩半,陳參謀當即不幸犧牲。我從他的手腕摘下他的手表,交給組織,這是他給家人的唯一遺物。 1953年夏季,我奉命去臨津江西39軍116師司令部送達協同作戰命令,乘坐一輛三輪摩托,還沒有過江,只見一輛大馬車被敵炮擊中。騾子擊傷,臥地不起,車上一名戰士犧牲。所幸趕車人動作快,躲過一劫。我跟三輪摩托駕駛員乘敵炮延伸瞬間,迅速沖過臨津江,到達師部,完成任務。當時116師一位參謀說,他們一位偵察參謀剛剛犧牲。 其實,我所經歷的危險和步兵比起來真的不算什么,他們每天24小時,都處在危險之中。由于我的軍種是坦克兵,危險概率相對低,我如果在步兵,肯定早就“光榮”了。
 2020年10月4日接到抗美援朝出國作戰70周年紀念章時留影
2020-11-15 執筆 郭忠保
【附】 郭忠寶學習繪制作戰要圖一周時間后,繪制的第一張要圖:《1952年秋季戰術反擊前敵我態勢圖》,完成于1952年7月,現保存在總參檔案館內。
(原圖幅面為A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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